2017年4月28日金曜日

第61回 【端傳媒X拿山】鄭優希:被屠殺的在日朝鮮人,民間積極與官方缺席

本文原文刊載於端傳媒。這是拿山瑪谷除了台灣、中國、日本、沖繩、香港之外,第一次討論到與韓國相關的議題。這次討論的議題是日本殖民歷史的遺緒:在日朝鮮人的議題。


2015年5月26日,日本東京, 日本明仁天皇夫婦造訪東京紀念館,紀念1923年關東大地震遇難者和1945年東京轟炸遇難者。 攝: Eugene Hoshiko / Pool/ AFP

其實,在日朝鮮人(在日コリアン)的過去與台灣的歷史有很多剪不斷的交錯,他們至今的發展也值得台灣互相映照與學習。而這次的討論聚焦在其中一個事件:1923年關東大地震中的朝鮮人的屠殺。為什麼一場地震中會牽涉到屠殺?而這場屠殺又為什麼會特別針對當時的朝鮮人?在現今的日本社會這場屠殺又是如何被紀念?

如何記憶歷史

這個「関東大震災時 韓国 朝鮮人殉難者追悼之碑」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朝鮮人屠殺事件的紀念碑,,位於東京最東邊的墨田區,晴空塔附近。紀念碑設置於此的緣由,是由於流經紀念碑前的荒川,正是當年朝鮮人被屠殺的主要地點之一。雖然當時在關東尚有許多地方也發生了屠殺事件,但荒川具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

紀念碑是由一個公民團體—「鳳仙花」—於2009年設置的。其運動開始於1980年代。主要以收集證言、做口述歷史為主,而這個紀念碑則呈現出他們幾十年來運動的累積。紀念碑的旁邊刻有碑文,以日文與韓文說明紀念碑設立的來龍去脈。碑文共有四個段落。以下將以這四個段落為主軸,逐一討論。

首先從第二段落描述的關東大地震中朝鮮人屠殺的原因開始看起。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関東大震災のとき、墨田区では本所地域を中心に大火災となり、荒川土手は避難する人であふれた。「朝鮮人が放火した」「朝鮮人が攻めてくる」等の流言蜚語がとび、旧四ツ木橋では軍隊が機関銃で韓国・朝鮮人を撃ち、民衆も殺害した。」

「1923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發生之際,墨田區這處成為了火災地,荒川河堤也被避難者填滿。當時有流傳謠言說是朝鮮人放火的,而且朝鮮人即將襲擊避難地,所以軍隊決定用機關槍向韓國人開火,也同時殺害了很多民眾。」

關東大地震規模高達7.9級,因為發生時間是中午,災害慘重。中午時分很多人在生火煮飯,木製民宅倒塌後很快起火,東京迅速地變成火海。可是,當時在墨田區沒有民宅,因此沒有火災,自然成為避難地點,有很多避難者湧入。在一片混亂下,流傳着「是朝鮮人放火的」、「朝鮮人會攻向避難地」這樣的謠言。這些謠言後來經由歷史研究證實,是由日本內務省以官方手段散布的。這些謠言傳到軍隊、警察跟民眾耳中,許多人信以為真。民眾也組成了自警團,跟軍隊、警察一起進行屠殺。

什麼是在日朝鮮人?

其實,在日文裏面講朝鮮人是帶有種歧視意味的。這種和語言結合的貶義形象正是在關東大地震之後一口氣發展出來的。

在日朝鮮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屬於「在日本的外國人」。(註一)在日本管理外國人的法律是「外國人登錄法」,其前身是1947年GHQ(General Head Quater) 佔領後引入的「外國人登錄令」。當時登錄的有60萬人左右, 1952 年GHQ撤離之後才制定「外國人登錄法」。1955時,整個體制中登錄的在日外國人其中有八九成是朝鮮人。換句話說,這條法規對在日朝鮮人的影響最為深遠。而「外國人登錄法」裏面包含外國人登錄書的攜帶義務(以供臨檢檢查)、按指紋的義務(四年一次)等等規定。這條法律雖然最早是由 GHQ 引進,不過指紋登錄也是要到了1955年,朝鮮半島停戰協定生效之後,日本政府因為懷疑在日朝鮮人中可能有朝鮮間諜才實施的。因此從法律層面就可以看出,在日朝鮮人在自我認同成立前,就已經被日本社會賦予了負面的定義與想像。

殖民時期的朝鮮人

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從1910到1945年,總共35年。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個地震代表什麼呢?

在碑文的第一段:

「一九一〇年、日本は朝鮮(大韓帝国)を植民地にした。独立運動は続いたが、そのたび武力弾圧された。過酷な植民地政策の下で生活の困窮がすすみ、一九二〇年にはいると仕事や勉学の機会を求め、朝鮮から日本に渡る人が増えていた。」

「1910年朝鮮(大韓帝國)被日本殖民。雖然在這之中一直有獨立運動,但卻被武力壓制。在過於嚴苛的殖民地政策之下,當時的朝鮮人民都很窮困,因此導致 1920年代很多人從朝鮮來日本尋求工作以及學習的機會,而從朝鮮來日本的人因此增加了。」

在這裏提到的工作其實都是重體力的勞動。因為,當時墨田區是工業區,自然變成了朝鮮人的聚集地點跟社群中心。有一個在墨田區毛衣工廠的工作員曾經寫下一段親身經驗:這個日本工廠的雇主雇了很多朝鮮人,在屠殺發生時,雇主把他們藏在烘乾槽裏面,這個雇主也為了韓國人的性命冒命向警方挑戰。在這邊可以看到,雖然在日本剛殖民朝鮮時確實有嚴重的歧視,不過在二戰前其實已經有一些融合與共存的意味;人們似乎還是有找到跨越種族、人與人之間本質的連繫。可是,後來隨着地震中屠殺的擴大,這些東西也跟着崩解了。

1922年,旅行限制被廢除,開始實行了自由通航。1920年只有4萬人從朝鮮半島到日本內地,在震災發生的1923年已經達到13萬人。廢除的原因是因為一戰之後,日本的經濟復甦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13萬人之中,關東地區的朝鮮人大約有1.4萬人左右,而在屠殺事件中,大約有六千名朝鮮人被害。9月1號地震發生,隔天東京跟神奈川開始戒嚴;實施戒嚴令的這五六天就是屠殺發生的時候。除了朝鮮人,當時在江東區有三百多到五百多個中國人受害。有一說是誤殺,也有一說是當地的勞工看不慣這些從外地來的勞動者,一起殺害。


2014年6月2日,韓國國家記錄院公開了「日本關東大地震被害者名單」。這份名單記載了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大地震時被屠殺的朝鮮人名單,共有318人。這份名單還詳細記載了犧牲者的姓名、地址和屠殺時具體情況。 攝:Imagine China

公民團體「鳳仙花」的記憶方式

因為在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在日朝鮮人研究,在這段時間搜集到了許多證言。到了80年代的時候,一個名為鳳仙花的市民團體也收集了許多—特別是在墨田區—的地方證言。事實上,荒川之所以會有許多來自朝鮮的勞動者聚集,除了墨田區本身是工業區,一部分也是因為要建造荒川這條疏洪道。關東大地震發生時,這一地帶的疏洪道建設正進行到一半。

鳳仙花收集證言並以實際行動來關注朝鮮人屠殺事件的始末,可以從碑文中的第三段窺知一二:

「六〇年近くたって荒川放水路開削の歴史を調べていた一小学校教員は地元のお年寄り方から事件の話を聞いた。また当時、犠牲者に花を手向ける人もいたと聞いて、調査と追悼を呼びかけた。震災後の十一月の新聞記事によると、憲兵警察が警戒する中、河川敷の犠牲者の遺体が少なくとも二度掘り起こされ、どこかに運び去られていた。犠牲者のその後の行方は、調べ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一名小學教師在對六〇年前開挖荒川疏洪道的歷史進行田野調查時,從當地耆老的口述中得知了關於屠殺朝鮮人的歷史事件。此外,也聽聞當時其實也有不少人前來這個地方向犧牲者獻花致意,因此其呼籲應展開調查與追悼。根據關東大地震事發後,同年 11 月的新聞報導,被埋在荒川河道的犧牲者遺體,當時曾至少兩度於憲兵和警察的管制之下,被挖出後運往別處。至於遺體之後的去向,則未能查明。」

在關東有許多地區都傳出類似的屠殺事件,紀念碑選在墨田區荒川河濱的獨特政治意義是:一、軍隊使用機關槍射殺在朝鮮人的現場。二、遺骨的埋葬現點。

災後因為國家派軍隊進行鎮壓,火力較為充足,能使用機關槍大量射殺朝鮮人,而其背後政治意圖象徵着:政府將其權力帶進這場與朝鮮人的對立當中,這是一場以國家名義所進行的大規模屠殺。

底下是一份關於當時負責挖洞掩埋朝鮮人屍骨的證言:

「〔略〕荒川駅の南の土手に、連れてきた朝鮮人を川のほうに向かせて並べ、兵隊が機関銃で撃ちました。撃たれると土手を外野のほうへ転がり落ちるんですね。何人殺したでしょう。ずいぶん殺したですよ。」
「私は穴を掘らされました。あとで石油をかけて焼いて埋めたんです。いやでした。ときどきこわい夢を見ました。その後一度掘ったという話を聞いた。しかし完全な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でしょう。今も残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あ。」(註二)

「(前略)當時朝鮮人被帶到荒川站南邊的河堤上,士兵手持機關槍從背後射擊。中彈的人就從河堤上往河岸跌落。我不確定究竟殺了多少人,但真的有很多人被殺了。當時我被命令挖洞,將屍體焦上汽油後埋掉,我對於這些事感到非常厭惡。不時還會在噩夢中夢見當時的場景。之後聽說曾開挖過一次,但我想應該沒辦法挖出所有的遺體吧,至今我還在想那些當時埋起來的遺骨是不是還在呢?」

由於有多項證言表示遺骨可能還被埋在事發現場,1982年「鳳仙花」便前往可能的掩埋地點進行試挖,卻徒勞無功,於是回頭檢視了事發當年11月的新聞,才發現遺骨埋葬地點已經經由憲兵隊遷移過兩次,至今下落在何處更已經不可查知了。

日本政府的記憶方式

2003年,日本律師公會聯合會(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向政府施壓提出政府應該負起當年這場屠殺事件的責任,究明責任歸屬,以及主張政府應該針對這個事件進行道歉,但政府並沒有回應。2016年,由包含「鳳仙花」在內的數個民間團體、學生和學界研究者所組成的「關東大地震朝鮮人屠殺事件國家責任追究會」(関東大震災朝鮮人虐殺の国家責任を問う会)透過在野的民主黨(現民進黨)議員向當時的國會提出書面質詢,要求國家回應。(註三)而安倍政權的回應卻是由於沒有留存事發經過的相關資料,政府無從回應。換句話說,朝鮮人屠殺事件不應由國家負起責任。但由於願意向國會提出質詢書的該議員,在去年參議院選舉中失利,質詢日本政府的管道又要從零開始。

簡而言之,日本政府在記憶關東大地震中遭到屠殺的朝鮮人之中是缺席的,其立場為國家並不需要對這場悲劇負起任何責任。

但仍然也有以地方行政機關作為單位,去記憶這項歷史事件的例子。位在東京都橫綱町公園就是一例。這個公園裏埋葬了部分當時屠殺事件遭到殺害的朝鮮人、甚至是遭到誤殺的日本人遺骨,此處也在1973年設立了朝鮮人屠殺事件紀念碑。雖然設立這個紀念碑並非地方政府的本意,而是一個稱作日朝交流會的民間團體不斷遊說才建成。

此處的碑文上寫着:

「一九二三年九月発生した関東大震災の混乱のなかで、あやまった策動と流言蜚語のため六千余名にのぼる朝鮮人が尊い生命を奪われました。」

「1923 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混亂中,因為錯誤的策動和傳言導致 6000 多名朝鮮人尊貴的生命因此被奪去。」

可是,這個碑文並沒有指明到底是誰釋出了不實的傳言,進而策動了這一屠殺事件,誰又應該為此事件負起責任。「尊貴的生命因此被奪去」的句子中並沒有主語。因為日本政府並不承認需要負起這起悲劇的責任,地方政府也只能使用這樣曖昧的書寫方式。相較之下,由市民團體鳳仙花在2009年所撰寫並設置的碑文則明確的指明了主詞,將問題核心直指向當時的軍隊與其背後的政府。

鳳仙花的碑文在最後一段寫到:

「韓国・朝鮮人であることを理由に虐殺され、遺骨も墓もなく、真相も究明されず、公的責任も取られずに八六年が過ぎた。この犠牲者を悼み、歴史を省み、民族の違いで排斥する心を戒めたい。多民族が共に幸せに生きていける日本社会の創造を願う、民間の多くの人によってこの碑は建立された。」

「就只因為對方是朝鮮人的原因就遭到無情殺害、86年來遺骨也未獲妥善安葬、國家的責任真相亦尚未辨明,就這樣過了86年。為紀念在此一事件中的犧牲者、反省過去這段歷史、更為了警惕僅僅只是因為民族的不同而產生的排斥心理,也期許能創造出一個多民族都能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的日本社會,由許多民間人士一同建立了這個紀念碑。」

1982年,鳳仙花團體在荒川河濱試掘之後,每一年都會在此舉行追悼會,新設置起的紀念碑旁有一個叫「鳳仙花之家」的資料館,每週四都有一名老太太為大家講解關於這場屠殺的事件,若大家有興趣,請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親自走訪、回顧這段歷史。

(鄭優希,在日韓國人,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的社會學碩士生)

註:本篇為演講記錄,由拿山瑪谷讀書會授權刊登,文字紀錄:楊剛、許祐禎,校對:鍾宜庭。

註一:在日朝鮮人的國籍可能為韓國籍或是北韓籍。北韓籍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為日本政府並不承認北韓為一個國家,因此持有北韓籍的在日朝鮮人並不會有護照。當然在日朝鮮人也可以選擇歸化日本籍。但由於日本並不能雙重國籍,在日朝鮮人必然會面臨在國籍上必須擇一的困難。

註二:出自関東大震災時に虐殺された朝鮮人の遺骨を発掘し追悼する会『風よ鳳仙花の歌をはこべ――関東大震災・朝鮮人虐殺から 70 年』教育史料出版会,1992。

註三:日文原文為「質問主意書」,只有國會議員能向內閣提出此書面質詢。在質詢書提出之後,內閣須在7日之內回覆。若無法在7日之內回覆,內閣需要解釋為什麼無法在期限之內回覆,並且給出可以回覆的日期。在關東大地震朝鮮人屠殺的議題上,本來願意就此議題提出書面質詢的議員就已經寥寥可數,而說服願意幫忙提交書面質詢的議員,其後並未連任成功,因此民間的遊說不得不重頭開始了。

2017年4月21日金曜日

第60回 【菜市場政治學 X拿山】日本年輕人對政治不感興趣?日本與台灣政治參與的比較

◎清水唯一朗 /慶應義塾大学總合政策学部教授 1
*原文刊載於菜市場政治學,由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學生簡君芳記錄、台大政治所碩士生林彥瑜口譯、校稿與註解。本文中文內容經講者本人同意後刊登,因此譯者以第一人稱書寫。
圖片:青年組織「用我的一步改變日本」(又譯為我們的一步可改變日本)所推動的「票育」計劃,希望能夠提高年輕人的投票率。圖為2016年6月份在東京澀谷街頭,推廣促進投票率的照相打卡活動。出處:REUTERS/Toru Hanai TPX IMAGES OF THE DAY
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看到台灣年輕人非常熱衷於討論、參與政治,內心一方面覺得頗為羨慕,另一方面也開始思考日本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狀況。我初步的研究成果是,台灣年輕人所關心的政治主軸是「國家」,而相較之下,日本年輕人關心的是「公共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呢?從既有的日本大學畢業生「最理想的職業」民意調查來看,未來想成為「公務員」的大學生非常多。對日本年輕人來說,好像成為行政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比成為一個政治家還要酷。
現象:日本年輕人的低投票率
在三年前的日本眾議院選舉時,七十多歲的日本人投票率,整整比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的投票率多了一倍左右。明明年輕人身體比老年人好得多,移動到投票所應該容易許多,可是二十歲年輕人的投票率居然只有七十歲老年人的一半,有人會以這樣的數字宣稱,日本的年輕人根本就是政治無感、對政治不感興趣(圖一)。
圖一 日本眾議院選舉各年齡層投票率之演變,1967-20132
從數字上看起來,確實會以為年輕人不關心政治。但事實上,去年日本把投票年齡從20歲降到18歲後,發現18歲選民的投票率竟然高達55%,這個比例比二十多歲的人高非常多。所以,只以圖一的片面證據來宣稱「日本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是不適當的。
另一份日本內閣府的調查資料中顯示,日本年輕人關心政治的人數比例是58%,比英國、美國的數字都還要高(圖二)。這同樣也證明了,用特定的統計數據指出日本年輕人關心政治與否,是有問題的。
圖二 2008年內閣府第八次世界青年意識調查之「政治關心程度」3


年輕人不投票,會導致什麼問題?
但是,即使對政治的關心不能從低投票率直接推論,我們還是可以先想想,日本年輕人的相對低投票率這個現象,在日本導致了什麼樣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只有某些特定團體或族群的聲音被反映」,而這些團體包括例如:
1.年長者:
日文之中將這個現象稱為「銀髮民主」(Silver democracy)。因為投票的都是年長者,當選的政治家就傾向推行有利於老人的政策。同時,年長者福利政策所需的稅金,卻由年輕人來負擔。
2.動員力較強的政黨:
以日本的狀況為例,因為自民黨長年深入地方,耕耘町內會、商店街之類的組織勢力,而公明黨與宗教組織創價學會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盟選舉動員力特別強。要是年輕人都不投票的話,公明黨這種宗教政黨,就更容易滲入政府。
3.利益團體:
尤其是一些職業取向的利益團體,如日本醫師會、日本護理師會、菸酒貿易商等。這些團體為了自己職業的利益而動員,所以這些人也一定會去投票。
如果年輕人都不投票,那麼由選舉結果所選出的政黨所提的政策就只會反映如上述三種團體的聲音,而不是全民的需求。雖然這並不是日本僅有的現象,但日本年輕人的低投票率確實導致了上述問題的發生。
為什麼日本人會有「低政治效能感」?
對於投票制度是否能夠反映出人民的需求的這一個命題,自1955年開始的「五五年體制」4時期,大約有五成左右的人民覺得無法反映,但到了現在,已經有高達八成左右的人覺得無法反映(圖三)。
圖三 2016年日本內閣府民意調查:國家政策之民意反映程度5
「不信任政府、做什麼都不會改變」的感覺,根植在大部分人民心中,這是日本人的「低政治效能感」──人民不願去投票,因為覺得投票不會改變,甚至也覺得沒有換政府的必要。
在討論日本的「低政治效能感」的原因以前,我們可以先想想台灣政治效能感的狀況,比較之下才會了解日本的政治效能感確實是一個相對較低的狀態。在台灣單一選區的制度下,小政黨要勝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在台灣的時候,曾經參訪過時代力量區域立委林昶佐的競選辦公室。空間非常狹小,工作人員有只有兩三個人。這在日本是絕對無法想像的事情,更不用說這樣的候選人最後還能夠勝選。因為在日本的觀念裡,這樣的小政黨一定不會贏,所以絕對不可能創造這樣的政黨。但台灣許多人熱情參與太陽花運動,所以像時代力量這樣從社會運動中崛起的政黨最後仍然成功勝選,可見台灣人政治效能感和社會運動關係之深,和日本相當不同。
除了台灣之外,比利時和西班牙也有相對於日本較高的政治效能感。例如在比利時,德裔與法裔之間、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有很大的紛爭與歧異,不同族群也有不同的認同,所以,比利時人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宗教或是民族的利益,必須團結投票,所以投票意願也比較高。
此外,西班牙的政治效能感也相對較高。西班牙的第一和第二大黨──PP(人民黨)是保守派,PSOE(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社會民主派,所以這兩個大黨不可能結盟。若要結盟,他們各自要去尋求西班牙的第三大黨Podemos,一個以年輕人為中心創的政黨,以及與之相對的第四大黨CS(市民黨)。而由於西班牙的年輕人工作機會少、經濟狀況差,所以有誘因會去參與政黨。如此一來,大黨為了與年輕人的政黨結盟,必須要給年輕人好處,因而提高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意願。
從上述三個國家的可以了解他們的年輕人都有參與政治的理由與契機。回到日本,日本人卻沒有類似程度的政治參與契機。而這樣的「低政治效能感」,其實是來自一些歷史因素:
  1.     執政黨的長期執政以及在野黨的表現不佳
1994年日本的國會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制,目的就是為了要讓政黨更容易輪替。其實在2005年時,日本曾有過機會政黨輪替,但是在小泉純一郎的領導下,讓選舉的爭議點從「民主黨vs自民黨」變成「自民黨內部保守vs革新勢力」的對抗,自民黨因此勝選。後來,在2009年民主黨成功奪得執政權後,卻因為各種綜合性的原因──包括2009年的經濟衰退、2011年的東北大震災等,執政表現不佳,導致民主黨在2012年再次淪為在野黨。
  1.     日本年輕世代與政治的關係:安保鬥爭的巨大挫折感
1945年日本戰敗後,聯合國軍隊總司令部GHQ6佔領日本的這段時間(1945-1952),有關於戰爭責任的問題、清算過去行政官僚與否的問題7、與美國的關係等,都是日本亟需面對解決的問題。其中,有許多民眾主張日本對美國的絕對從屬地位,會導致日本再度捲入戰爭。這樣的擔憂也導致了1960年代有著大量學生參與的大規模抗爭──「安保鬥爭」,而這場學生運動在1960年爆發當時,確實也得到了民眾一定的支持。然而,這場學生運動在達成訴求與否這一點上看來(要求廢止安保條約),卻是失敗的。
在當年的局勢下,根本不可能終止安保條約──自民黨首相強硬的態度、牢不可破的五五年體制、第二大黨社會黨無法與自民黨抗衡的狀況下,強大的挫折感蔓延在參與學運的學生之間。面對這樣的困境,學生運動開始「過激化」(暴力化),甚至影響了國民的日常生活,招致了社會的反感。
總而言之,日本對社會運動的反感與刻板印象,讓日本年輕人之間有一種氛圍是,不管是用和平的、激烈的、還是透過體制內的民主議會選舉的方式,都沒有辦法改變執政黨政策。這樣巨大的一種挫折感,是現今日本人低政治效能感之重要歷史因素。
圖片來源:C.C. by uzaigaijin

屬於「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的政治參與
在安保鬥爭之後,政府便把重心放在經濟成長,日本在六〇年代進入了「高度經濟成長期」。當時的政府提出了「所得倍增計畫」的口號,讓人民相信自己的所得在10年內會成長一倍。這是一種語言政治(Word Politics),也就是一種利用政治話術來拉攏民心的政治手法,像是「所得倍增計畫」這樣的政治修辭,在當時也說服了人們傾向接受不合理的勞動條件。
隨著經濟急速成長,日本在1990年代進入了泡沫經濟時期。當時,公司需要大量人力,大學生即使不讀書、還沒有畢業就可找得到工作,工作內容也相對容易,甚至有公司直接把員工送到海外去旅行,導致在那個世代的員工是相對沒有能力、不會做事的。
在泡沫經濟後是一個新的時代,2000年日本社會開始有要改變的思想,「要做些什麼改變來影響社會」的想法開始出現在年輕人的思想中,而這些思想就是「寬鬆教育」(ゆとり教育)推行的結果。
什麼是「寬鬆教育」呢?「寬鬆教育」的目標是,透過減少填鴨式的上課時間、以及增加完整的周休二日的制度,增加學生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以提昇日本年輕人思考能力。然而,父母輩如何運用這些孩子們所多出的時間,決定了「寬鬆世代」裡誰是「贏家」(利用時間進行思考、擁有思想)、誰是「輸家」(學習力低落)。即使校外經驗豐富,但卻因為父母輩沒有給孩子feedback的機會,培養孩子的思考的能力,這樣的學生還是不少,而這是讓我感到較失望的地方。然而,仍有一些因為父母或是教師注重孩子學習過程中的溝通與思考,而培養出的所謂「贏家」的學生。
對寬鬆世代來說,「有動作就會有改變」的思想是存在的。像是在1995年一月的阪神大震災中,「志工」的概念開始出現,當國家出現危機或是災害的時候,是會改變自我意識的現象也出現,那時也有大量的學生開始參與NGO的活動,這些都是寬鬆教育下所出現的年輕人。
本場討論會的最後,清水老師介紹了一些現在日本年輕人關心公共政策的組織,讓大家理解現在日本年輕人努力的方式。這些由學生經營的團體包括:
  1.       用我的一步改變日本
想要提供一個日本年輕人可以跟政治者交流的平台。在日本排斥政治進入校園的風氣下,這群年輕人認為唯有跟真正在政治場域的人接觸,才能真正的懂什麼是政治。
  1.       日本政治.com
由大四生發起,此網站有所謂的「投票matching」,想要讓日本的選民不要再被政黨等信仰影響,從政策的角度來選擇候選人,如果選民都能選政策而不是選政黨的話,那候選人們也會更認真思考政策。
  1.       Ribbon Movement
子宮頸癌是癌症裡面唯一可以預防的病,因為跟性行為有關,意識到這個的學生們因此而組成了團體到各地演講教育大家如何預防。
  1.       鴨嘴獸Project
一位日本女生到柬埔寨旅遊時看到女孩普遍賣春的現象,反省柬埔寨的志工活動除了給錢之外並沒有給予實質上的幫助,從而發起了在柬埔寨建立了跟「縫紉」有關的一些事業,從簡單的縫紉到後來的自己設計,改變當地的情況,不用再出去賣春。
  1.       MAMMA
現在的日本女大生面臨了需要扮演多方角色的問題,在日本大量需要人力的市場上,「一億總活躍」的概念被提出,同時又在少子化的壓力下,女性被賦予的期望除了要參與勞動市場,還要有生育的責任,在如此龐大的壓力與期望下,女性應該會需要一些諮詢,此組織就是為了提供這些女性相關的幫助而成立。此外也提供「家庭留學」的活動。
  1.       地方活性化
從自己的城市出發,思考可以怎麼行銷、推廣自己的城市,例如長野縣的市民千人會議。大家把帶有自己家鄉特色的小點心行銷到更廣的市場8
小結
事實上,不管是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或是香港的運動也好,都帶給日本的學生很大的刺激。雖然也許日本的這些活動能夠帶給台灣或香港的學生沒有很多,但日本的學生對「公共議題」還是關心。例如,針對現況的問題進行解決,而成立的組織,或者是社會創業。日本的年輕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變著社會。


  1. 日本慶應義塾大学總合政策學部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外交、比較歴史制度分析。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大学院畢業,曾任教於日本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東京大学,以及美國的哈佛大學、台灣的政治大學。
  2.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網頁。 
  3.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網頁之第8回世界青年意識調査。 
  4. 「五五年體制」,指1955年開始的自民黨一黨獨大體制。直到1993年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失去多數席次,成為在野黨,五五年體制才宣告結束。推薦閱讀菜市場政治學:〈日本五五體制的美麗與哀愁 — 淺談選制變遷、官僚統治與政經關係對日本政黨政治的影響〉。 
  5.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網頁之2016年社會意識民意調。 
  6. 聯合國軍隊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ters,簡稱GHQ,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領導,在日本施行了長達7年的佔領統治。 
  7. 在這裡,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台灣、韓國的戰後處理,相當不同。日本帝國殖民時期的行政官僚在戰後繼續當官與否,要換掉政務官或事務官,戰爭責任等等,都是很複雜的問題,韓國跟台灣不像日本那樣子繼續留任。這裡我們先省略不談。 
  8. 請參考「小布施年輕人會議」(日文為「小布施若者会議」)。 

2017年1月24日火曜日

第56回 重版出來!──台灣出版業與三一八運動



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 第五十六回 重版出來!
時間:2017年1月24日
講者:黃秀如(左岸文化總編輯)小威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黃秀如總編。日劇《重版再來》是講述漫畫重版的故事,會訂這個主題,是因為拿山創立以來一直沒機會接觸出版這一塊,大家又愛讀書,加上我們是讀書會,所以想請總編分享在左岸文化的這些年還有過去的工作經驗。

■自我介紹
    很遺憾大家不能回去過年,但大家如果都回去過年,我今天就不能跟你們分享了。大家對出版一定有想像,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我也會把我知道的告訴你們。首先介紹我自己。唸完台大政治系之後並沒有出國,而是唸了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所論文跟政治理論、公共行政、國際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寫的是台語片的興衰史。台灣有一段時間拍攝許多講台語的影片,造就了台語片的黃金時期。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政治學,但是我很喜歡看電影,我曾想過就去拍電影好了,但人生的發展總是不如自己的想像。
    我從沒想過會做出版業。唸政治所的時候倒是做過政治相關工作:研究助理、國會助理、報社記者。其中擔任康寧祥委員的國會助理是我很重要的工作經驗。後來我去老康創立的首都早報跑選舉新聞,碰到第一次三合一選舉,但跑完新聞之後身體就變差了。我研究所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也沒有認真找工作。直到有一天朋友問我要不要到誠品書店上班?
   所以誠品書店算是我離開學校後的第一份工作,負責管理人文社會書區。整個書店就我這一區的生意最差,我只好每天閒晃研究分類學,每天都在想為何這些書賣得不好。可以這樣說,我對出版業的興趣,並不是從讀者出發,而是從書店店員出發。當年的我們可以決定經銷商送來的書要不要採購,覺得好的書就寫文案大量陳列,覺得不好的書就退回去不賣。我常常支援服務台,但有人問我書在哪裡時,我總能清楚地說出書在第幾個書櫃第幾排第幾本。我對於自己經營的東西有一定的熟悉度,像是書擺了多久被賣掉了,這樣的經驗是很好的。不過當年的出書量比起現在少很多,書店的走道也不像現在這樣擠滿平擺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書店每個月進書量總有兩千種上下,以致一個月的新書期賣不好的書就會被退回去。
    其實我沒有打算一直賣書,所以就離開書店,回台大做日本研究。結果交流協會的考試,專業科目考得比日文還差!在沒地方可去的情形下教了一年二專英文,之後被學長找去新新聞出版部上班。本來是試圖擴大出版規模的,但三年後就把出版部給做倒了。那時候我覺得自己真是做什麼倒什麼:首都早報倒了、自立早報倒了、新新聞出版部也倒了,真的不知道該做什麼。來日本流浪三個月之後,又被找回誠品工作,這次我做的是銷售分析。那時我才知道台灣每年申請書號ISBN)的書籍有四萬種上下,其中漫畫佔了很大部分,因為每一集就要有一個ISBN。我負責每一年要出版一本上一個年度的《誠品報告》,主要服務對象是出版業,但是四個年度之後,這個投資太多、報酬太少的單位就被裁撤了。我又做倒了一個!然後又來日本流浪。直到讀書共和國的社長找我來做左岸。

■決定做編輯的要件
    很多人都會問編輯是不是值得投入的行業,我通常都會先談錢。現在剛畢業的大學生我們公司會從25K開始研究所畢業28K吧,但每家出版社的標準不盡相同。二十年前,一個大學畢業生來出版社工作,起碼從28K開始,比現在的行情好。做了幾年,有機會就升資深編輯、進而主編,現在各大出版社的總編輯很多都是我們五年級生。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學畢業生,什麼工作機會都有,我從擔任國會助理到現在,只丟過一次沒中的履歷,其他的工作都是別人找我的。但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的年輕人會的技能比我們當年多很多,一開始卻只能得到25K,想要更多出版社不見得會給,因為人力的供給已經大於需求。
    我的看法是,出版是團隊合作,不要一個人做。一個人當然可以做出版,但無法雇用別人,無法形成產業。我們這些因緣際會佔了先機的五年級生,應該努力創造機會給六七八年級的人,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現在以及將來會雇用的人。意思就是說,我作為一個老編,應該要把我對業界的知識傳遞給比我年輕一輩的編輯,他們再把我的知識加上他們自己的知識傳遞給比他們年輕一輩的編輯,這樣台灣才有辦法長出像歐美和日本那樣的百年出版業。
    其次是做編輯要做什麼。像我是學政治的、最關心的也是政治問題,所以我做的書大多落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包含哲學、心理學、科學等,但做最多的是歷史書。做出版這一行,你要對於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了然於胸,不然你會在一個位置上坐很久,但你卻不熱愛也不想去推動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然而只是做自己已經知道、很容易就可以做好的事,這樣不會進步。所以這十年來,我一定要做比我自己的實力還要難一點點的書,不管是內容或是技術或是語言,這樣每次做完一本書、克服了新的障礙,就會有新的成長。

■和一本書最親近的三個人:作者、譯者、編輯
    編輯只是業界當中的一個角色,讀者第一個認識的當然是作者,只是現在因為編輯經常出面做行銷,所以讀者也會認識我們。出版最重要的核心是作者。作者分兩種,一是華文作者,包含台灣、港澳星馬、中國等地用中文寫作的作者。通常出版社會直接跟作者往來,但如果作者來自其他地區,那麼就由當地出版社或版權代理來代為授權另一地的出版。舉例來說,台大數學系退休的黃武雄老師在左岸出了兩本討論人本教育的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想出中國簡體版,就來找左岸詢問。根據黃老師和左岸的合約規定,簡體版的授權委託左岸談判,因此就由我們出面去幫老師談妥。
    二是翻譯書作者。翻譯書佔台灣的出版品比重很高(新書佔比超過四分之一,但暢銷書佔比超過八成),翻譯語文包含英文、歐文、日文,這些年韓文也很多,韓國人厲害到我們會跟他們買小孩如何學中文的翻譯版權!左岸做很多翻譯書,所以譯者對我們而言很重要,通常都會配合很久很久。當你有一個很認真的譯者,他還沒翻譯完,你就已經幫他找好下一本了,他就算有其他出版社的書要翻,也會做完之後來翻你的書。就像作者喜歡這家出版社為他做的事,他就會一直希望在這家出版社出書。能夠長久合作的作者和譯者,就是編輯的資源。
    編輯這一行每天都在跟作者和譯者搏鬥。像是最近我們要出版吳介民老師主編的論文集,討論中國因素,裡面有很多學術的東西。這些人都是學者,為了追求精確都會加上很多註,但你要做書給一般人看,其實並不需要那麼多學術文字。這時候編輯是要扮演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橋樑,我們要先知道作者在說什麼,然後透過討論,讓作者寫出大眾可以讀的文字。之前有個譯者在翻數學書,他的數學理解力非常強,但逐字翻譯的結果是大家看不懂。於是我請他幫我上數學課,講到我懂之後再翻成中文。這本數學書當初買了五年版權但一直沒編完,版權到期了只好再花錢多買五年版權,大家可能覺得我瘋了,為何不直接出就好,但後來書賣得很好,表示先前的努力沒有白費。

■一本書的成本
    雖然我做過幾次跟書有關的工作,但一直都是不管錢的,連發票都會開錯,有次還把九百塊寫在九百萬的欄位!作為讀者,我只知道要盡量買便宜;作為店員,我只知道要盡量不打折賣(早期的誠品是不打折的,要有會員卡才能打九五折),我一直都不知道一本書的成本是多少,直到做了十年的總編輯,我才知道成本真的很重要,這是你在進入這個行業時一定要理解的。
    一本書有定價也有售價。現在的讀者已經很少用定價買書了,你看博客來新書上架多半打79折,這中間少掉的21%,由博客來自己吸收。兩個禮拜之後,如果賣得很好,上了暢銷榜,博客來就不會自己吸收,而是21%當中有一半要我付。我批給博客來六折,上了暢銷榜之後分攤10.5%,等於是批給他們49.5%
    現在來看一本書的製作成本表。以翻譯書而言,一本定價400元的書,其中有6%要支付版稅,也就是每本24元。譯稿費以1000650元計算,一本16萬字的書,翻譯費是10400元。封面設計用中等的價格計算,一萬元。封面用圖要跟國外圖庫買,五年使用期限,大概是250美元,7500元。排版每頁40元,16萬字的書抓個384頁,排版費共15360元。印刷費每頁0.1元,每本印刷費約38元。
    好啦,如果印量是兩千本的話,那麼版稅是48000元+譯稿104000元+封面設計10000元+用圖7500元+排版15360元+印刷76000元,加總起來是260860元,每本書的製作成本約130元。還記得我批給通路六折嗎?所以定價400元的書,我會拿回240元。如果我的兩千本書都賣完了,那麼總收入是480000元,而我的總成本是260860元,也就是說,總成本佔了總收入的54%
    可是,一本書賺來的營業額不只要分攤製作成本,還要分攤編輯的薪水、預留的年度版稅、人頭稅、倉儲費用、辦公室的租金水電以及其他雜費,還有,分給平台的錢。我的總收入當中有10%要分給業務、會計、總務平台。可是總成本都已經超過總收入的一半了,剩下的錢還有得扣嗎?以印量兩千本的新書來說,就算賣完了還是沒賺到錢,再刷才會有利潤(這就是長銷書的妙用啊)。

■一本書在出版上下游會碰到的人
    一本書的誕生,除了寫它的作者、翻它的譯者、製作它的編輯之外,還需要上上下下很多人的協助才有辦法問世。我們就從上游一路講到下游。
    既然台灣做這麼多翻譯書,我們先講版權代理。以日本為例,通常台灣的出版社是透過台灣的代理商,去找日本的代理商接觸日本的出版社。這裡的問題是:日文書沒有獨家的台灣代理,很容易造成某一本書有數家出版社透過不同的台灣代理商去接觸日方的情況,因為不知道對手會出多少錢,為了搶書大家只好把提議金offer)往上喊。買貴是一個問題,不容易買是另一個問題。日本代理商有可能不想做這個案子,因為代理費太少了(例如學術書)。比方說一本書的權利金最低行情是十五萬日幣,代理費10%,一萬五千日幣,如果由台灣代理商與日本代理商平分,雙方各得七千五百日幣,不是一筆大錢。議約的繁瑣過程,再加上合約簽訂後要維持五年的關係,書賣得好,每年還會有進帳,書賣不好,就只有這開頭的七千五百日幣,如果不是源源不斷有案子可接,單一案子不太容易有人願意做。
    跟代理有關的,除了翻譯出版權之外,還有譯稿買賣。很多台灣出版社為了圖快圖方便,會跟中國大陸買譯稿,可是直接把大陸的東西拿過來用,台灣自己就不會有翻這種書的譯者。另外,北京曾有出版社跟我們提議,由他們取得全球中文版權,我們來翻,兩岸分工,一邊出簡體版,一邊出繁體版。自從台灣開始有版權代理之後,都是取得中國大陸以外的繁體版代理,但這些年中國出版社一直遊說歐美給他們全球中文版權。這不是大陸同業的問題,他們當然知道什麼書內容很好,但中國沒有出版自由,你會發現有些書無法出簡體版,同一本書的繁體版比簡體版完整。舉希拉蕊回憶錄《活出歷史》為例,台灣先出版,再授權譯稿給中國出版社,結果有香港博士生發現跟六四有關的內容都被刪掉了,於是寫信去給美國出版社。希拉蕊勃然大怒,把簡體版的權利收回去,結果繁體版因為這件事賣得更好。
    接下來講編務相關。除了責任編輯之外,還有封面設計和排版,通常這兩項工作都會外包出去。台灣這些年的出版品在裝幀上精益求精,很願意追求形式、材質、印工,也很願意花比較多的錢。有些出版社甚至會為了不同的通路做獨家封面或精裝,更不要說有出版社願意砸錢做一本平面設計師的作品集,而誠品敦南店給了整個牆面陳列他的作品。雖然不是所有編輯都對名家趨之若鶩,但講究美感與質感確實已經成為台灣編輯的基本功之一了。設計要顯得出色,後製就不能馬虎。通常這項工作的執行者就是印務。印務負責協調製版、印刷、裝訂、用紙等事項,他會知道黑白書給誰印比較好、彩色書給誰印比較好、輕一點要用哪種紙、重一點要用哪種紙。前一陣子我帶學生去中和參觀印刷廠,碰到我們家印務,他正在看一頁鮭魚子握壽司的色彩。我以為他是來看印(正式開印),結果不是,他只是來試印,研究一下這家印刷廠的印刷機和油墨對不對。
    書做出來要有人賣,這是行銷和發行的工作。發行因為和通路有關,我們晚一點再講,先講針對讀者、媒體與通路的行銷廣告。在社群媒體、自媒體還沒出現之前,以前的出版訊息主要是紙媒,例如中時的〈開卷〉、聯合的〈讀書人〉,以及各大報的藝文版,還有曾經廣受讀者喜愛的《誠品好讀》。現在的書訊除了作者和出版社的臉書曝光之外,會刊登書摘或做報導的新媒體有《關鍵評論網》、《端傳媒》、《泛科學》、《報導者》、《說書》等。通路自己的媒體現在還有金石堂的《出版情報》和博客來的《OKAPI。在中國有一種網紅很厲害,他們透過直播說書,受歡迎的程度甚至到了可以向出版社批書來賣,但網紅賣書在台灣還沒成為風潮。
    並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發行系統。時報、聯經、遠流、圓神這幾家老牌出版社都是自己發書的,但更多出版社是委託聯合、大和這類總經銷代為發書。自己發書就要有自己的倉庫,倉庫的租金、人事和維護費用,對規模不大的出版社來說根本負擔不起。以我們公司為例,發行分為直往和經銷,直往的對象除了所謂的三大通路:博客來、誠品、金石堂,還有唐山、水準、政大書城、小小這樣的小型連鎖或獨立書店,至於遍布全台的地區型書店,則委由聯合去代為經銷,這樣我們就不用養一個龐大的業務群在全台跑來跑去。

■如果一本書,在書店......
    書店就是一本書從誕生後來到的最下游,我們假定它最後是被你買走,不然它的命運我們晚點再說。現在最大的兩個通路,一個是網書博客來,一個實體誠品。這兩家的營業額經常會佔到出版社的一半以上或更多(並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有辦法把書發到其他通路),所以怎麼跟這兩家談書展、案型、折扣、曝光等等,往往是出版社的業務部一年當中最艱鉅的任務。
    誠品和金石堂的往來方式採銷(貨)轉結(帳)制,先進書但不必先付款,一個月後賣多少本就付多少錢。但書店並不是付給出版社現金,而是幾個月的期票,這意味著我得先用自己的資金墊付我們上面所說的一本書的成本和費用,然後等幾個月後才能收到貨款來沖帳。一個口袋沒有資金的出版社,根本無法跟銷轉結的大書店做生意。至於博客來或全台各書店的總經銷,往來方式採月結制,他們跟我拿多少書就先付我多少錢(通常還要扣掉上個月的退書),但是他們也會怕賣不完,所以會先扣將近兩成的保留款。月結這種多年沿襲的運作方式,在過去經常被詬病為「以書養書」的禍首,但能夠先拿到貨款,對小一點、新成立的出版社來說才有周轉的餘裕。
    另外,最近還有獨立書店聯盟,他們在推的就是最多只有九五折,因為獨立書店每家都是選書,沒有量就沒辦法把折扣壓低,我們出貨給他們大概是七折,他們的售價頂多是九五折。一本書他們拿走25%,但要支付薪水、房租、水電等有的沒的,真的很不好賺。如果讀者想要的只是便宜的折扣,那麼獨立書店不就應該全倒嗎?所幸不是這樣,博客來、PCHOME雖然買書便宜又方便,但獨立書店有選書的特色、有店主的堅持、有社群的對話,這也是這幾年下來,雖然獨立書店很難活,但仍然有很多人想做也有很多人支持的原因。
    還有一種賣書的方式叫量販,例如COSCO、大潤發、超商上架。量販的折扣比三大通路來得低,但一次進貨的量比三大通路來得大。業務部有時也會來問我要不要上量販,因為折扣和下量都還不錯。我做過兩次,效果都不好,後來就都拒絕,看起來量販店不是我的讀者會常去的地方。圖書館標案也是一種賣書的方式。現行的標案都是由幾個特定廠商競標,最後拿到標案的經常都是最低標。最低標看起來是替人民省了納稅錢,但拿到最低標的廠商都會回過頭來跟我們出版社砍折扣,出版社為了不要損及毛利,就會給標案廠商低成本、甚至低水準的出版品。
    海外通路指的是港、澳、星、馬和中國大陸。港澳讀者買繁體書買得多也買得多樣;星馬因為簡體字進入得早,再加上政治氣氛比較威權,讀者比較偏好理財投資、生活保健和大眾文學。這些年,原本不能販售繁體書的中國大陸,因為誠品、方所、雅昌等高檔書店所帶動的氣氛,繁體書也漸漸地在當地有所斬獲。當然,政治敏感書籍還是會遭到刪單。

一本賣不出去的書最後的歸宿
    進入出版界之後,我最害怕去兩個地方,第一個是書店,因為看到其他品牌很厲害的作品,信心受到打擊,覺得自己怎麼就做不到?第二個是倉庫,看到自己做的書沒賣好,一落一落地連拆都還沒拆,最後被送到回收場遭到銷毀的命運,那種痛心的感覺就像《重版出來》裡的社長。你如果捨不得把賣不好的書銷毀,一直放在倉庫裡幻想哪一天發生什麼事突然大賣起來,這些書就會開始變黃或是因為潮濕而產生黑點。這樣的瑕疵書,博客來和誠品是不會收的,只能送到地區型書店,但如果這些書店還是賣不動再退貨回來,該怎麼辦?有些出版社會直接銷毀,但有些出版社會用每本十元、二十元的價錢切書出去(菜市場或學校福利社)販賣。

    身為讀者,你是那種願意去獨立書店買一本400頂多打九五折的書,還是到中山地下街買五本199的瑕疵書?左岸每年都會把倉庫裡發黃的、風漬的、折到邊的或貼紙撕不乾淨的瑕疵書拿來曬書,例如邱吉爾的《第一次大戰回憶錄》,在曬書節的時候都賣得很好。有一天,一個老爺爺打電話來罵我們,說他在台北書展的時候買了全套,五折(因為是滯銷舊書),他在中山地下街看到的卻是五本199元,價錢怎麼可以差那麼多!雖然我們有去查證那是風漬書,也跟老爺爺說明了,但他還是很生氣。現在想起來,那位老爺爺生氣的,也許是買貴了(事實上並沒有,原來的定價是2200元,特價是1590元),但真正令人生氣的是,到最後我們竟然是用那樣的低價把整套邱吉爾給賣出去。倉庫裡待銷毀的書也好,地下街裡賤賣的邱吉爾也好,那是做編輯的人在一開始選書時就該銘記在心的畫面。





Q&A
一、譯者如何入行?
    有些譯者是帶著履歷毛遂自薦,有些譯者則是透過朋友介紹和編輯認識,也有譯者是先到翻譯公司接案子,也有譯者本來在出版界工作,後來離開公司體制,以接翻譯案維生。有些譯者只接自己喜歡的作品,甚至還有先翻了再來問出版社有沒有意願去買國外版權,結果發生已經有別家出版社買走版權並找別人翻譯了這樣的憾事。如果你不認識任何出版社的編輯,那麼備好履歷以及試譯段落再毛遂自薦,通常都會有人願意試一試。我們家因為一年的出書量不大,譯者總是固定那幾位,如果有新領域需要找新譯者,我們也是找朋友介紹,這樣可以避免一再試譯的損耗。

二、318的影響?
    舉例來說,在318之前,《獨裁者的進化》放在誠品兩個月,賣得很不怎樣。但是318之後,《獨裁者的進化》就跟著《國家為什麼失敗》那樣,開始賣起來,幾乎每個星期都在再刷,那一年就賣掉了一萬本,我們那一年的營業額幾乎都靠它!還有《21世紀資本論》,跨個年就賣掉了三萬本。318的發生,不只是在2014年造成對歷史(尤其是台灣史)、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分析、中國研究等書籍的大量需求,也是在這一年,新一代的台灣讀者形成了。以一個上一代的讀者來說,我很羨慕你們這一代的閱讀環境,以一個這一代的出版人來說,我很慶幸擁有你們這樣的讀者。

三、為什麼318之後出了很多經典的新譯本?
    其中有些是之前本來就出版過的,只是沒有賣起來,像《公民不服從》。我覺得318運動所嘉惠的,不只是我們這種人文社科出版社,而是讓人意識到這一個領域不是不值得經營。很多以前不做這塊的出版社現在都開始做了,或者以前做得沒那麼出色的現在也改善很多,我想這是318帶給出版界最大的資產。

四、如果自己寫了一本書,要怎麼出版呢?
    要出版一本書並沒有很難,台灣也有那種幫你編輯、幫你印刷、幫你發行的公司,但他們不是在經營作者或路線,他們是在做自費出版這一塊的生意。我們一般所認識的有牌出版社,考慮的事情很實際,如果你沒有名氣又沒有人脈,常常就是謝謝來稿,我們會好好研究,然後就從此不聯絡。因為你沒有名氣、沒有在經營自己,他們就得費心經營你,把你從零打造起,這樣實在太累了,不如直接找知名部落客或網紅,好歹有個基本的紛絲團。不是只有出版社這麼現實喲,通路的反應也是:「這個人是誰啊?」出版社如果拿不出什麼響亮的招牌或驚天動地的故事,通路通常也就是意思意思。當然,內容很重要,但在網路媒體時代,靠社群媒體紅的作者好像多過靠出版社紅的作者。

五、如何兼顧好書跟利潤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要把事情做好就會無法兼顧到賺錢,尤其是讀書人很容易看輕賺錢這件事。出版業是個做書的business,既然是business就會有business model,例如左岸針對喜好又厚又重的歷史書讀者所選的書,每種新書一年賣1500本上下就可以回本,而且因為是長銷書,之後每年只要加印500-800本,又可以賣個五年,保證賺錢。你說很好賺嗎?顯然沒有,左岸到目前還是個努力求生存的小出版社。你說很難賺嗎?那就看每個人的價值觀囉,有時候我賺的不是錢,而是影響力,不然你們為什麼要在這裡聽我講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