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回 【拿山聊天室】二戰後被盟國戰犯審判的臺灣人戰地翻譯

◇主題：二戰後被盟國戰犯審判的臺灣人戰地翻譯
◇主講：藍適齊（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時間：七月二十二日 （五）１８：３０
◇地點：早稻田大學 22館 719教室
◇簡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也無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超過了20萬名的臺灣人被徵召到亞洲各地的戰場，其中超過3萬人喪命於戰場。戰爭結束之後，在東京/紐倫堡審判進行的同時，同盟國也各自舉行了獨立的戰犯審判；最終合計有4,000多名的日籍B／C級戰犯遭判刑確定。較不為人所知的是，在這4,000多名戰犯當中，有190名是臺灣人（包括21名被判決死刑、進而遭到處決）。
這些臺籍戰犯，都是在戰爭期間被日軍徵招前往中國和東南亞各地工作。根據審判資料顯示，被處決的21名臺籍戰犯當中，有超過半數在戰爭期間都是擔任翻譯的工作。是在什麽樣的脈絡之下，臺灣人會被動員成爲戰地翻譯？在戰爭當中，這些臺灣人翻譯究竟從事什麽樣的工作？最關鍵的，又是在什麽樣的環境下，臺灣人翻譯會涉入被控的相關戰爭犯罪行為？我們將以史料爲根據，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討論這些問題：
1）二戰期間臺灣平民的【軍事動員】情況
2）日本的殖民與軍事體制中的【階級性】
3）參與戰爭的【主動性】與【被動性】
4）臺灣人（的非戰鬥人員）在二戰當中的【戰爭責任】問題
◇讀本：
Lan, Shi-chi Mike, (2016) " 'Crime' of interpreting:Taiwanese interpreters as war criminals of World War II"

7月22日由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藍適齊主講「二戰後被盟國戰犯審判的臺灣人戰地翻譯」，在這一場講座當中，藍適齊分別說明了政爭時期台灣人海外的流動經驗外，同時，也說明台灣人在二戰期間的戰犯審理的問題，最後點出了台灣對於二戰史觀的缺乏。

藍適齊首先點出在戒嚴時期前後出生的台灣人所受台灣史教育有所不同，藍適齊以自身為例表示，他在台灣並沒有受過任何的台灣史教育，而是到國外之後因為自身興趣才開始接觸，他認為這樣的經歷其實也是其他不少台灣人的生命經驗。談及研究興趣，藍適齊表示，由於自己長期在海外受到教育以及工作的關係，因此，他始終對台灣人的海外經驗感到興趣，加上台灣歷史的有趣與特殊以及鮮少研究的關係，於是開始展開戰爭時期台灣歷史的研究。

藍適齊表示，「海外台灣人」這一個群體從日治時期就開始出現，而他研究的一個特殊族群就是在二戰期間幫日本軍隊從事翻譯工作的台灣人。首先他點出，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不能只是單純只是殖民統治，而在後期期間有很強烈的戰爭動員色彩，因此，日本統治對台灣的影響是殖民加戰爭的雙重影響，同時，這一段戰爭記憶以及這些戰爭中的海外經驗，又對台灣造成怎樣的影響，則是應該要去思考的問題。

其次，藍適齊點出一個數據，戰爭期間台灣人口約有600萬人中約有20萬人的戰爭參與者，其中在這20萬人中有13萬人作為軍屬(實際上有戰爭經驗被派到海外)，而有6-7萬作為軍人(此大多歸屬在台灣)，其中20萬人的戰爭參與者中大約死亡人數為3萬人。同樣作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當時戰後人口總數約2千5百萬人口，但餐與戰爭經驗的約有25萬人，戰死人數約2萬人。他認為從人口總數比較起來，其實當時台灣的比例是高於朝鮮，然而，從日本學界的戰爭研究的現況來看朝鮮的被重視程度卻遠高於台灣。

另一方面，藍適齊也指出，過去我們所想像的戰爭經驗是參與及非參與台灣戰爭經驗並非如此黑白分明，台灣人在戰爭工作大多主要後援工作，如：技術人員、醫護、翻譯工作，因此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從軍經驗是有所差距，然而，不管如此，台灣在戰爭期間無論是志願或非志願等，都在有形無形壓力下，變成日本帝國下的戰爭動員者。

從台灣人的戰爭派遣經驗來看，藍適齊指出，我們看台灣人被派遣的地方是非常的跨國，而台灣人不是主要發動戰爭的國家，但是它是參與戰爭的人，而他的經驗應該是跟著他的統治者-日本人，因此，是被派到日本帝國戰爭所及的地方，尤其比較多的是華北，而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台灣人被大量派到南洋，其中台灣人開始被派做從事軍伕的工作，而在這樣的跨國經驗對台灣社會是否造成影響，或許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回到戰後審判來看，可以從東京大審被處決的人數來看，首先就A級戰犯來看，日本方面：十二個人被處決，而這邊台灣沒有任在此被判決，而台灣人主要被判決部分是B、C級戰犯，在這邊總共四千多人被定罪，大約有四分之一被處決，而當中當時稱之為日籍戰犯的台灣人約有一百九十人，朝鮮人約一百四十人，而朝鮮人戰犯在日本其實滿多人研究，而韓國人口比台灣還多，但被動員上戰場跟台灣差不多。
藍適齊在此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台灣人占了那麼高的比例？他指出，審判台灣人最多的人是澳洲，第二名是中國，而之後分別是英國、美國、菲律賓。從這邊來看，台灣人在戰爭中的行為對澳洲影響很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對二戰的理解應該還有很大的空間，因為過去我們對二戰的理解大多是五大強權所殖民的人，其中也包含日本等等這些國家的人民。

而我們仔細回頭過來看，台灣人在B、C級戰犯的審理當中，被處決的台灣人戰犯一半是通譯，藍適齊說，在此我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台灣人主要是通譯的工作，藍適齊指出，在日本前進南洋的狀態中，南洋主要的當地領導者其語言是潮州、福建話，而這一些語言台灣人也是台灣人所使用的語言，而藍適齊舉例，從英國審判書上在書寫戰犯的名字的發音就可以窺見一二，當時台灣人的主要語言主要是以河洛話語日語為主，也就是這樣的情境脈絡下，台灣人所從事的工作皆為通譯的工作。

也正是這樣的工作性質，當地被殖民的人們所認識到負責執行任務的人也大多數由通譯出來執行或是翻譯，因此，正是因為這樣的工作性質擔任通譯的台灣人在戰後也會被當成戰犯來審理。另一方面，藍適齊也指出，姑且不論台灣人在擔任通譯的工作是出於志願或是被迫，但是，在戰爭工作的這段期間，台灣人通譯是否也因為這一個腳色的關係，在戰爭過程中獲得或是失去了那些利益，或許也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正是因為這些問題，也讓我們對於台灣人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腳色增加許多複雜性。

最後，藍適齊表示，或許戰爭經驗對台灣也許有一些影響，但我們對二戰歷史卻不熟悉，另一方面台灣也缺乏自己的戰爭史觀，甚至我們也沒有屬於自己的二戰紀念碑，而將來我們要用甚麼樣的觀點來面對這一段歷史，也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