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回【拿山來開講】日本的轉型正義之路：從「大逆事件」談起

【第五十回 日本轉型正義之路──從「大逆事件」談起】

◇時間：2016年11月24日（四）18:30～21:30

◇地點：早稻田大學22號館 719教室

◇主講：早稲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 梅森直之 教授

◇口譯：平井新、林彥瑜

◇文字記錄：楊剛、鍾宜庭

◇指定閱讀：
（一）英文文獻
Masako Gavin & Ben Middleton, 2013. Japan and the High Treason Incident.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4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High Treason Incident’: Governmentality and Colonialism,” written by Umemori Naoyuki.
（二）日文文獻
梅森直之，2016。《初期社会主義の地形学：大杉栄とその時代》。
----第3章　国民と非国民のあいだ──非戦論から大逆事件へ

◇中文簡介：
　　創立兩年半的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不知不覺邁入了第五十回。第五十回要做的大膽嘗試是：全日語場。而且這次主講的題目還是大家期待許久（也疑問許久）的──日本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這個詞對台灣人並不陌生。但在日本，轉型正義應該從什麼事件開始平反？

　　1910、1911年，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人暗殺明治天皇的計畫曝光，數十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者被判處死刑，史稱「大逆事件」或「幸德事件」。

　　我們這次邀請到日本政治思想史專家──早大政經學部教授梅森直之老師。梅森老師在政經開設的課程，對某些拿山早大台灣留學生的性格與學術養成影響深遠。所以，這次終於能夠邀請到梅森老師，真的很榮幸，也很開心可以讓老師和讀書會的各位認識。而事實上，大逆事件發生的背景與影響，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什麼中文的資料。所以，這次的讀書會著實讓我們獲益量多，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活動。



◇日本語紹介：
【第五十回予告：日本における移行期正義──「大逆事件」を中心に】

　 2014年台湾ヒマワリ運動の時に、東京にいる台湾人学生・社会人たちが立ち上がり、早稲田大学で『ナサン・マグー東京勉強会』をやり始めました。台湾の社会・政治・歴史・文学などに着目し、台湾だけでなく、東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社会運動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ます。２年半以来、月二回以上のイベントが行っております。
　 「ナサン・マグー」という言葉は、台湾原住民タイヤ族語の「私の家」という意味で、私たちの家・台湾を想いながら、ここも私たちの東京にできた「家」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この度、早稲田大学政治経済学術院の日本政治思想史専門家・梅森直之先生がナサン・マグー東京勉強会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日本における移行期正義──「大逆事件」を中心に』につきまして講演をくださいます。今回は第50回であって、はじめての日本語イベントです。それともはじめての中継です。
　 「移行期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とは、軍事独裁政権や紛争後の社会が、より民主的な社会に「移行」する際に過去の人権侵害行為に対処し「正義を追求する」ための一連の取り組みのことです。「大逆事件」とは、一般には1910、1911年（明治43、44年）に社会主義者幸徳秋水らが明治天皇暗殺計画を企てたとして検挙された事件を指します（幸徳事件ともいわれています）。ネットでこの事件について北京語の情報がなかなか見つかれないですので、大変貴重な機会だと存じます。

（北京語通訳あり）



◇演講內容文字記錄：

　　大家晚安，今天來到世界知名的拿山瑪谷，真的是十分的光榮。 我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日本政治思想史。 我今天會盡量講少一點，希望聽到更多大家的討論。 那就開始吧。 首先讓大家觀賞一部有關大逆事件的短片。是大逆事件紀錄片的預告短片。

（影片播放）

　　大家知道大逆事件嗎？ 大概只有少數人知道吧。 「大逆事件」是在1910年集體處決了計劃刺殺明治天皇的無政府主義者跟社會主義者的事件， 隔年有13名被特赦或處以有期徒刑。 該事件發生在戰前的日本。當時，有言論管制跟其他的政府規制，所以很多日本人並不知道這個事件。直到戰後，還是很多人不知道。

　　就像剛剛影片裡說到的，現在還在看能不能找出更多有關於這個事件的史料。 剛剛影片裡也有出現一個女性，管野すが，跟她從監獄裡寄出的信。 但是，因為這些信是從監獄寄出的，所以會被審查。在獄中寫信的方法，是在白紙上戳洞。 大逆事件，發生在1910、1911年。距今一百多週年，所以這個紀錄片，也是做為紀念。

　　今天我之所以會想要講這個主題，正是因為日本的轉型正義跟其他國家也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台灣。為什麼我會說跟台灣有很深的關係呢？因為台灣在國民黨蔣氏政權時期有很多的壓迫，所以，了解轉型正義的概念對台灣的民主化是至關重要的。 我的專業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如果把這個轉型正義的概念放到日本政治思想史上面，會發現很多很有趣的現象。

　　今天也在現場的野口老師，他所屬的早大地域研究機構也有很多關於其他國家轉型正義、過去清算等等主題的調查研究。 一言以蔽之，他們就是在研究東亞的台灣與韓國是如何思考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歷史之中的不正義，這樣的問題。

　　因此對日本跟中國來說，或許轉型正義這樣的概念是一種區域研究或對區域了解的方式。 日本相關於轉型正義相關的研究，是關於中南美洲的；中國也有很多關於台灣轉型正義的研究。 台灣，則是一個研究轉型正義相當重要的區域。相比之下，日本跟中國對於這樣回顧自己的歷史的研究，是比較缺乏的。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日本什麼樣的事件是跟轉型正義這樣的概念有關的呢？ 為什麼我要從大逆事件開始談日本的轉型正義呢？

　　明治時期，天皇制度是非常強勢的，所以才會發生這樣壓迫的事件。 這個事件，可以說是在戰後一定要平反的歷史事件。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關於大逆事件，什麼已經平反了，什麼還沒。

——————————

　　今天，我不會詳細的講這個事件的始末，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文本（傳下去）。 雖然日本戰後已經開放自由研究，不過關於大逆事件，還是有一個不解之謎：為什麼三個看起來幾乎沒有關連的故事，會被一起審判為一個共同的陰謀呢？


　　那為什麼這些人被判有罪呢？其實相對於他們的「行為」，比較是接近他們的「思想」被懲罰了：不接受天皇思想。 連當時的檢察官都親口說了：這些人會被審判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不是行為事實。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件事情其實是針對政治思想的判決。

　　承辦這起事件的官僚只是在採取對他們有利的事實並作出他們想要的判決，炸彈事件等等的只是藉口而已。 在某個程度上，天皇是一個至高不可侵犯的存在，所以這個判決也呈現了當時的社會情境。

　　但，事情沒這麼簡單。 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天皇在日本有一個這麼高位的位子呢？很多人也許會回答，是因為天皇是一個我們應該共同尊敬的對象。這樣子的民族主義的邏輯是，日本之所以擁有一個優秀的「國體」是因為，全體日本人的心中是共同愛著我們的天皇的。這著邏輯導出的結論是：日本的「國體」是優於其他國家的。萬世一系的天皇，是一個絕對優越的存在，比中國的朝代跟歐洲的國王都要優越。

　　奇怪的是，大逆罪的存在本身否定了「國體論」的合理性，這是有矛盾的。

　　也就是說，這意味著：還是會有人反政府，天皇制不是這麼的完美。

　　在1882年，關於大逆罪的存留與否，論爭白熱化，後來，在該年仍決定設立大逆罪的法律。 不過，即使大逆罪雖然在體制裡存在，實際上運作還是有困難的。 因為，如果你對某些人判處大逆罪並懲罰，等於是在告訴社會：有一群為數不小的人在反對天皇。

　　這也是為什麼「大逆罪」對這個政府來說這麼重大。

——————————



　　「大逆罪」相關的事件，發生過四次。

　　最一開始發生的幸德秋水事件，是最有名的，一般指大逆事件就是在指這個。不過實質有處決的事件總共有四次。 就如同傅柯所說：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的權力展演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去鎮壓這些人，等於是在幫他們宣傳反對天皇這回事。

　　傅柯的權力論告訴我們：權力不能明顯。權力應該要好好藏起來。大逆罪把天皇放在權力結構的明顯頂端，所以其實是有瑕疵的。 在這四個事件裡頭，還有韓國人的名字，所以其實也有在殖民時代在韓國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件？是因為那個時候社會主義還在醞釀期，還沒有到他的頂峰。 剛剛講過，大逆罪其實是滿難用的，那，為什麼會被用過四次？這其實是因為當時國家政治系統的權力鬥爭的關係，檢察系統被邊緣化，所以用這種方式展現他的權力。

　　剛剛還有提到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是在這個時間點設立這樣的大逆罪、這樣的法律？

　　各位仔細想想，會發現這個時間剛好是是尚未正式殖民台灣、韓國的時候。所以，在這邊出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說，既然發生在殖民時代之前，那什麼樣的人是所謂「國民」？ 用「對天皇的忠誠」這個變數，在帝國的範圍內再分割、再區別。 所以，這些事件是日本發展「非國民」的概念第一個歷史事件。

　　所以這個事件，跟把台灣跟韓國人併入日本帝國國民的過程也是緊密相連的。

——————————

　　那麼，在戰後日本是怎麼處理這個事件的呢？ 到底關於大逆事件日本有沒有做關於轉型正義的相關處理呢？

　　關於轉型正義，我們可以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運動」的問題。 例如，在台灣，轉型正義是一個人權回復運動，所以它是與「民主化」有並進的關係的。 用轉型正義的視角去看一個社會如何處理這類歷史事件，就可以看出該社會的文化跟脈絡。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是，我們用轉型正義的視角在看大逆事件的時候可以看出什麼樣的脈絡呢？

——————————

　　進入戰後歷史。 為什麼說大逆事件跟轉型正義是有關聯的呢，這其實可以從這些「再審請求運動」看出來，它的「平反」跟法治與執法追認有關係。

　　1960年代有一個請求大逆事件真相的組織成立。主要成員有坂本清馬、森近榮子。

　　坂本清馬是當初被判死刑，隔年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當事人之一。他在監獄裡待了20年之久，並在戰前的特赦被放出來，所以他可以說是大逆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他也是大逆事件在當時的唯一生還者。

　　森近榮子、則是當初在大逆事件中被處死的受害者的妹妹。

　　結論來說，這個運動失敗了。 在再審被駁回後，試圖用特別抗告上訴至最高法院，不過最後仍以失敗告終。 就這個歷史事件而言，等於是宣告了大逆事件不可能再重審的事實。 我們可以把這個「再審請求運動」視為是一個社會運動。 剛剛介紹的「大逆事件真相回復會」，有發行一個叫做「大逆事件新聞」的刊物，提供會內成員事件與運動的最新情況。 一般來說，社會運動組織發行的刊物很難留到今日，不過這個刊物從1960到2009共48回的刊物其實是有被收集起來並出版的。 這一點是非常難得、特別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初期的報導。
　　坂本清馬(vol.1)的文字：「我不是為了名聲而提出再審請求，而是為了日本的司法正義。如果沒有這樣請求，就無法回復日本的司法的正義跟真相。」 森長英三郎(vol.7)是在審提出事件的主要律師。 這些文字中，有兩個重點：

（一）
「日本國家戰前跟戰後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國家的連續性是沒有斷絕的。新憲法跟明治憲法的連續性是強的。天皇制度也有保留。在這樣的意義上新憲法可以視為是明治憲法的『修憲案』。」

（二）
「所以我們需要再確認一次日本到底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這個方法就是看這個國家有沒有辦法正視過去的錯誤並做出正確的反應。這是再審運動最大的意義。」

　　雖然在那個時候沒有轉型正義那樣的詞彙，不過很明顯的是這個運動確實是追求轉型正義的運動。

　　「大逆事件真相回復運動」這個歷史事件，是一個轉型正義的概念出現前就已經發生的運動。 思考「大逆事件」，可以讓我們思考日本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當然也可以思考台灣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老師用「再審駁回的理由書」為這個歷史事件作個小結：基本上法院認為「沒有證明無罪的證據」。 可是，在這裡有很奇怪的一點是，即使歷史學者都已經提出檢察官的起訴書完全是檢察官的作文，再審的基礎也還是從檢察官的起訴書來推定當事人有犯意。 這一點是非常奇怪（荒謬）的。順帶一提，田中伸尚的《大逆事件：死と生の群像》是關於這個事件很好的入門書。

　　這整個運動的訴求可以從律師的請求書中看出，是要求尊重人權、尊重人性尊嚴、並看出司法有沒有失誤的地方並勇敢面對，駁回書卻是專注在「法的安定性」上面。 「法的安定性」就是：如果我們推翻過去法的基礎，那會不會同時否認現在法律發展的基礎。這其實一點道理都沒有。 這事件後來還是有上訴到最高法院，不過太細節的地方今天就不討論。

　　最後，老師用斎藤一好律師的感想做為結束： 「這次的再審請求運動只是想要回復真相的手段之一而已。另外一個面向是做為國民，我們要如何在追求真相跟人權尊嚴這件事情的追求上做出開拓並長期發展。」

　　總而言之，法律追求可能已經結束，不過這個運動還沒。 現在大逆事件真相回復會仍有繼續活動，一年一次的新聞信仍在發布，每年一月底也仍會在管野すが西新宿的墓前舉行紀念活動。 此外，與大逆事件相關的橫濱事件，同樣也有類似的名譽回復運動， 相同點就是他們都想追求法律上的平反（雖然國家邏輯很難突破，現在也很難得到成果）、以及運動主體在高齡化。 基本上，這些運動的理念其實很難傳承給年輕世代。 因此，台灣的年輕時代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的關注與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有關，是做得相對成功的。 日本的運動動能傳承反而做得沒有那麼成功，

　　那麼，從日本出發看往台灣，我們可以有什麼啟發？

◇Q&A文字記錄：
（一）日本（韓國跟台灣）沒辦法像德國一樣有成功的轉型正義，是因為天皇還留在人民心中嗎 ？
　　這個問題牽涉到到底是因為天皇本人，還是天皇制度本身的問題。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在戰後，也不是沒有學者在研究。那戰後的日本民主是什麼呢？戰後初期，天皇在當時不是一個政治議題。在「人間宣言」之後，天皇從戰前主權者變成戰後的象徵。這是天皇自我的一個宣言，也是透過這樣的人間宣言，天皇得以從戰前保留到戰後。

　　「大逆事件」本身其實就是對天皇制度的反抗。但是，自從昭和天皇過世之後，到現在的平成天皇，反而天皇的歷史觀變得比較「liberal」的一種「反轉」。但，回到問題，我不認為天皇是日本轉型正義沒有那麼成功的原因。

　　我反而認為是「高度經濟成長」所造成的。60年代前半的日本，還是存在這些關於民權、人權的討論的。但是，在高度經濟成長之後，正義的問題反而被人們的消費欲望給蓋過去了。日本在研究高度經濟成長的時候時常只是把它視為經濟問題，但我覺得這應該是政治問題。那在這樣的政治問題之下，我們該怎麼看這個議題？

（二）台灣的轉型正義是怎麼樣的呢？
（彥瑜分享韓國行：轉型正義之旅，認為韓國的轉型正義過度強調對日本的仇恨。）

　　老師認知中的「轉型正義」的問題，是跟法律有關的、這樣一個相當practical的問題。轉型正義通常是針對一個國家，去要求平反那些從威權轉型到民主時發生不法的人權行為。這些平反，都是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之下。在這樣的框架下，在台灣的脈絡裡的轉型正義是針對228事件或是白色恐怖，而在韓國是針對光州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跟台灣是有共通性的。

　　問題是：在韓國跟台灣，戰後的威權政體跟戰前的日本殖民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就算是只把轉型正義的範圍只定義在一國之內（或是獨立之後），無法迴避跟殖民地連結在一起這點。因此在東亞，要做轉型正義的困難點，就是轉型正義無法迴避的事會牽涉到國際間的轉型正義。但在理論上這還是其可能性。所以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要怎麼把我們在國內做得到的轉型正義，擴及到國外。如果這個做不到的話，東亞的歷史和解就無法可能。轉型正義又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除了自己的1.政府的責任之外，還有2.戰爭責任，還有3.殖民地責任。

　　回到剛剛一直討論的歐洲的轉型正義，一直講的歐洲做得比較好的是「戰爭責任」。在歐洲，戰爭責任跟殖民地責任是分開來看的。但是在東亞，我們發現當我們去談東亞的戰爭責任時，沒有辦法去切開殖民地責任，甚至政府責任。

　　「慰安婦」的問題也可以分成三節來看：殖民化非殖民化。在台灣，親日的意識形態為什麼會存在？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跟批判？

　　另外，大逆事件也和台灣的民主運動有關：大逆事件的辯護律師跟台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辯護律師是同一批人。

　　（平井新學長分享）許昭榮的故事。年輕的時候是日本兵，之後參加了國共內戰，之後作為共產黨軍參加了朝鮮戰爭，最後到美國繼續台獨運動而被加入黑名單。 所以，歷史責任（歷史不正義）的問題不應該以國家單位來討論，要不然這種人永遠無法被平反。

（三）那麼對琉球來說，轉型正義又會是什麼呢？在1872年琉球處分之後，琉球成為日本的一部分。在戰後到1972年，是美國的類殖民地。

　　「去殖民化」和「民主化」這兩個概念都是建立在「有一個民主政權」的前提下。但是，老師認為現在的沖繩，還是處於一種「殖民地」的情況，而這樣的前提下是很難去談轉型正義的。比如說沖繩的選舉應該已經多次顯示沖繩不希望有基地，但是日本政府在沖繩還是持續保有美國基地。在這種連自己的聲音都無法好好被轉化出來的制度下，很難說是健全的民主制度。因此，沖繩的問題，可能比起今天要談的轉型正義，處在更低的位置。

　　那麼回到彥瑜剛剛提的大逆事件跟戰爭的問題。「平民社」這個團體其實是一個反日俄戰爭的團體。代表人物之一的是早大政經的老師安部磯雄（社會主義之父），也是一個基督徒。但是在演講中，被人問到反戰的話，被人攻擊怎麼辦？他回答說，若是為了守護人道，國家滅亡也沒什麼不行的。但是平民社當時受到了不少的壓迫，但是他們一直採取和平非暴力的手段。結果這個運動失敗了。

　　既然都失敗了，那這個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那既然這樣的和平手段沒有辦法成功，平民社周圍的人就開始訴求「直接行動」。這些訴求「直接行動」的人，包括剛剛提到的幸德秋水以及其弟子。所以在這些初期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還是有些人是訴求暴力的。例如，在剛剛的大逆事件的再審請求運動裡面，運動團體也不會主張全部的人（26人）無罪。因為幸德秋水跟宮下的確是有製造炸彈，所以該團體不會訴求他們是無罪的。無論如何，儘管這五個人裡面沒有人有直接暗殺天皇的行動，但是他們不否定為了推翻天皇制度是需要暴力的。在這個運動裡面有個有趣的現象是，是採取一個把那五個有暴力行動的人、跟剩下的21個人「分開處理」的一種策略。